十年前，扶老人是一种美德，十年后，扶老人却成为一种争议；十年前，扶老人只需出于本能，十年后，扶老人却需要勇气；十年前，“我扶老人”是一个陈述句，十年后，“我扶老人”却是一个疑问句。“老人跌倒怎么扶”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驻足思考的问题。我们不禁问道，从何时起，出于什么原因，社会患上了“扶老人恐惧症”？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在面临这个问题时，会有怎样的思考？
中青报面向全社会的调查问卷显示，84.9%的人表示存在扶老人的道德焦虑，“扶不扶很纠结”。那么，我们大学生的选择会不会有所不同？对此，我们面向广州大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到3012份有效问卷，我们得出以下信息：
③ 选择“视情况而定”或“有选择性地扶”的有1661份，占总数的55.1%。
10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应飞虎《九成真相率如何突围“扶人困局”》的评论文章。文章对自2004年至今年10月的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而最近两年，随着探头等设备的普及，真相查明率已超过九成。”既有九成真相还原率，为何仍有55.1%的大学生会犹豫不决？是什么导致大学生的恐惧？
14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沐欣在谈到“扶老人”时，直接抛出了三个问题：“如果被老人讹诈了怎么办？如果附近没有监控怎么办？如果附近没有路人愿意为我作证怎么办？”她表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去帮助老人，但她还是不敢去做。她还指出，现在新闻媒体刊登的负能量报道越来越多，人与人的信任越来越少，对于是否能找到可以为自己站出来作证的路人，她坦言“没有信心”。
公众对环境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媒体报道的影响，而在对“扶老人事件”的报道中，是否存在媒体报道有失偏颇、误导舆论的现象？
2013年东北大妈在北京街头被外国小伙撞伤，在未查明真相前，却被某些媒体大肆报道成“大妈讹诈外国人”，而在查明真相后，媒体的后续更正报道并不充足。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老师郭秦认为，“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出于经济压力，未探清新闻事实是否正确，就偏颇地进行报道。这样的报道是不对的，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极为不利”。
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老师钟剑茜则提到当年轰动社会的“南京彭宇案”，她表示：“回顾以往媒体关于‘扶老人’的报道，比如‘彭宇案’，刚开始彭宇不承认自己撞了老人，媒体就此报道是老人讹了他。若干年之后，剧情反转，彭宇突然向媒体坦白‘老人是他撞的’。但媒体的舆论已经塑造了中国老人会讹人的不良形象”。
真相还原率高达九成，媒体的报道却频频失实，这与媒体只顾抢时效性，吸引公众眼球，迅速达到传播效果不无关系。对此，郭秦老师认为，媒体理应探究出这种“不扶老人”现象的原因，若一个大学生扶了老人反被讹，媒体就要扶正祛邪，讲清真相，而不是过分报道“民粹”的一些情绪。
而在近年来的报道中，负面新闻的报道远多于正面新闻，且相比之下，负面新闻的报道内容更加多样化，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更大。而正面新闻主要是“少数”热心人扶老人被赞扬一类，这样的报道不仅影响力小，反倒形成一种“不扶”是正常，“扶起”就应受到表扬的奇怪逻辑。不管媒体的做法是有心还是无意，都让公众对“扶老人”产生一定的恐惧感。
钟剑茜老师提醒，“当代信息资讯发达，大家处于新旧媒体以及自媒体混杂的环境里。我希望学生们能增强媒介素养，增强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要轻易‘一面倒’”。
面对跌倒在地的老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感到无措与恐慌。除了外界舆论影响之外，大学生自身还会有哪些考虑，让他们在“热心扶人”的同时，又有所顾忌？
15级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李甜甜曾在中学时期帮助过一名跌倒老人，她说：“那时老人因摔倒导致牙口出血，我都忘记了担心自己会被讹诈而去找证人，只顾着担心老人会不会出事”。但比起当初的毫不犹豫，李甜甜坦言现在的她会顾忌更多：“我觉得作为大学生有忧虑和恐慌是很正常，因为很多人都离开了让人倍有安全感的家庭，因此做事情会更加小心翼翼”。
而即将出国留学的廖瑞铖在两年前，曾因在路边扶起一名跌倒老人而收到表扬信。廖瑞铖坦言：“其实我也是怕被讹诈的，因为当时，同城两名中学生遭遇被讹事件才刚被报道，因此我找了一名路人作证，如果当时没有其他人，那我会用手机录像拍下过程。”廖瑞铖说，他当时正值高三，真的很害怕被卷入“扶老人事件”，因为这不仅影响学业，还要耗费人力物力去解决各类麻烦事，“比如要去公安局，如果事件严重，还要上法庭，找律师等等”。
廖瑞铖认为，现今大学生对于“扶老人”的恐慌主要来自于他们对前途和家庭的担忧，这也体现出部分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丹扬也认为，大学生一旦被卷入相关事件当中，最大的影响便是学习、生活节奏被打乱。在廖瑞铖看来，大学生做好事时需要有“可能会受到伤害”的心理准备，但他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的想法：“我想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不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
既然有心助人，那么为何半数接受调查的大学生选择犹豫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负责心理课教学的辅导员老师江颖桥给出自己的看法，在她看来，大学生之所以也会患有扶老人恐惧症，是因为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虽然大学生是一个热心程度和贡献热情都较高的群体，但他们会有恐惧心态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大学生的经济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对于此等与金钱相关的事件容易产生无力感；再者，大学生的社会阅历比较少，他们不具备足够的精力去解决这种复杂的法律纠纷。“若有了以上种种考虑，不少大学生在面对倒地的老人时，确实可能选择漠视，”江颖桥说，“不过，虽然现在这个社会的确充斥着一些冷漠的情绪，但我还是会建议我的学生通过努力去改变它”。
此外，法学院教授何莉萍给出了她的看法。她表示，我国法律和道德分得比较开，并没有把某些“道义”的行为划分为法律责任，因此，“是否扶起倒地老人”以及“是否为被讹诈者作证”等选择题都取决于各人的内心。不过何莉萍也告诉记者，路人扶起老人后被讹诈的事件属于民事案件，此类案件一般都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提出诉讼的原告要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罪，从这一点来看，扶人一方即使被讹，在法庭上还是处于有利地位的。
虽然，扶起跌倒老人有一定的风险，一旦卷入讹诈事件，对我们大学生的金钱和精神上都会产生很大压力，这造成了我们的恐惧。但是，作为代表国家未来的大学生，我们还是应该坚守住道德底线，勇于向跌倒老人伸出援手。
扶起跌倒老人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如今多数人却要三思而后行，并且“行”得胆战心惊。若这种奇怪的“扶老人恐惧症”延续下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而我们将如何应对？
当我们遇到跌倒老人，却不敢伸出援手的时候，是否有过设想，此类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年迈的亲人身上？若是如此，那时候的自己该会多么心疼。
14级人文学院的冯同学说：“看到这类新闻，有时候我真的很担心自家的老人摔倒了，却没人伸出援助之手。所以我常常叮嘱家里的老人在外面走路一定要小心。”
而13级经济与统计学院张同学的父母如今已年过50岁，他设想过了十年或二十年后，如果自己的父母跌倒但无一路人扶起，感到十分伤心委屈。“我第一反应是，你们为什么不去扶我的父母？”
“如果对扶老人的恐惧一代代延续下去，这将使这个社会越来越冷漠，”13级经济与统计学院的张同学忧虑道，“现在，我们这一代也许只是存着有心扶但不知道该不该扶的迷惘，但如果我们下一代从小就有不能扶的认知，恐怕他们连伸出援手的想法也会消失”。他强调，大学生作为受着良好教育、应该有着社会担当的群体，如果连自身都不能承担扶起的责任，社会互助互帮的良性循环将被扰乱。
即使恐惧像感冒细菌一样容易滋生、蔓延，我们依然要有足够的信心去破除恐惧。同时，我们亦要有掌握一定的方法使自己在可能的纠纷漩涡中全身而退。
法律会成为我们的利器吗？13级法学院法学专业的招同学表示：“法律不会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好人，只会评定他的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因此，他建议，路遇跌倒老人，并不要盲目上前扶起，而是考虑清楚，看周边是否有摄像头或目击者能为自己作证，以免无法证实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此外，亦有同学从另一方面提出看法建议。13级外国语学院的林同学认为，在面对扶还是不扶这样的纠结时，我们不应逃避道德的拷问，而应正视它，在听从良心的呼唤的同时，灵活变通给予帮助的方式。“我们的目的是使老人得到帮助，而使其得到帮助的方式并不只有将其扶起这一种。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拨打120让专业医护人员来处理。”林同学说。鉴于老人跌倒后，受伤的几率较大，林同学认为此时不宜立即将老人扶起：“如果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贸然去扶可能会加重老人的伤势。”他还补充道：“作为大学生，我认为我们可以学习些急救知识，这样，如果老人跌倒后伤势较重，我们能够在救护车到达之前给予他们简单的医疗救助。”
新闻与传播学院：有新闻！我应该怎么构图呢？在哪个角度用什么景别？要采访哪些人呢？唉，还是扶起来再说吧。
人文学院：这位老人家看上应该年近七十了，应该怎么雅称七十岁好呢？是古稀之年呢，还是仗国之年呢，还是致事之年呢？唉，不管了，先扶了再算。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我用2m/s的速度走过，在10秒时间内我想起了伽利略、哥白尼、牛顿和爱因斯坦，根据牛顿定律，我将会在第11秒用500N的力扶起这个老人。
土木与工程学院：今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跌倒在地的老人，岁数挺大的，我迅速估算了下他的刚度、挠度、弹性、塑性以及抗拉抗扭能力，想了下公式，唉，还是扶起来再说。
法学院：稍等一下，让我翻一翻民事法，拍个视频作证，这下可以安心扶了。
体育学院：我过去扶他，万一他拉住我讹我呢？不怕，根据规则，万一他拉住我，我可以吹罚他打手犯规，万一他对我喋喋不休，我还能追罚他一个违反体育道德。嗯！我放心去扶了。
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永劫轮回”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自2006起，类似“彭宇案”的事件，一再重演，屡屡见诸报端，案件的不断重演会让案件本身有所改变吗？会的，“彭宇案”已不再只是发生在南京街头的一个偶然事件了，它们已然成为社会中隆起的、无法忽视的硬块，挤压着那根关乎“诚信”的、敏感的神经末梢。今天，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例如“诚信”、“敬老”等，在多次事件中被摧毁了，造成这一后果的可能是讹人的老人，也有可能是漠然的路人。据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4.9%的受访者坦言存在“扶老人”的道德焦虑，扶不扶老人很纠结。在关于“老人跌倒扶不扶”的问题上，大多数心里都存在一条小冰川。但这条冰川必须解冻，而我们也必须有决心去追求解冻所需的能量。
在扶不扶问题上，答案理应是肯定的。因为该扶起的不只是老人，更是人心。人心被扶起，人内心的冰川亦自然会解冻。谁迈出融冰第一步？在对我校学生进行的调查中，我们收到有效问卷3012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第一时间去扶老人，在55.1%的选择犹豫的人们中，我们听到不少“看情况再扶”、“拉上其他目击者一起扶”的声音。结果是动人，至少我们知道：在“老人跌倒扶不扶”问题上，这群大学生还是选择相信，选择在他人危困时伸出援手，选择遵循自己内心最初的念头和想法。我们依然血气方刚、古道热肠。我们大学生拥有融化坚冰，改变社会的能力，正如廖瑞铖所言“我想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不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这方是大学生，这方是青年。
注：本文刊登于2015年11月16日第316期《广州大学报》。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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