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接手教育线。说实话，当时并未太留意广州大学这座学府，采访总是匆匆来匆匆去，偶遇学子在三面环水的校园内行走，心生艳羡，也不过尔尔。不得不承认，当时对广大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多年前---我考大学时，它还是一所专科院校。这种偏见让我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得了不小“教训”。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正苦于寻找一些专家资源，打了多个电话都未有很好的专家人选。次日，却在友报的版面上看到了一篇对广州大学抗震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福霖的专访，周院士自1976年踏上唐山大地震灾区后，20多年来致力于工程结构抗震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是业内知名的抗震技术专家。我惊讶，原来一直被我忽略的广州大学还藏了这么一位重量级专家！

此后多次采访在纠正我的偏见。去年年底，我参加了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看到该中心谢建社教授一份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调查，谢教授调查数据翔实、严谨，述理发人深省，当然，让我心生佩服的是，他选择研究的这块领域。次日，本报刊发了一篇《新生代农民工罪犯八成曾是留守儿童》报道，不到千字文，却有数家媒体致电索要这位教授的号码。

出于好奇，我特意查阅了过往报刊对广大人权研究中心的报道，留下的感叹已不仅是一串串了，我的惊讶是，在“人权”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敏感词，这些敢于直言、不愿随波逐流的专家在这方校园里还有一片研究的净土……

再后来，我在广州的报刊上看到了“有脾气”的人大代表邓成明，击节叫好时，我定睛一看，这不就是广大法学院院长吗？这位教授一如继往的“有脾气”，在最近一次关于广州人大常委会审议亚运安保预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中，他直言不讳，对政府亚运工程扰民提出犀利批评与诚挚建言。

教授是大学里最宝贵的资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句已被世人熟耳，但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与中大、华工等学府相比，广州大学也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为何能留住这些真才实干、有独立自主思想的学者们？我想愿意在此挥洒青春、奉献一生的老师们，看重的不仅是一份薪水，更在意的是自由豁达的校园氛围。

我们从小念着古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正是这么多“大龙”，改变我对这广大的固有偏见，也让我看好它的未来前景。作为新闻记者，我更意识到，这里会是一座出新闻的富矿。

在广大合并10周年，祝福这所年轻而资历厚重的学校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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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刘黎霞 编辑：朱玉尊）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