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前排左一的那位英俊青年，其实当时已是42岁了。他就是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的周福霖教授。1982年春节，在加拿大留学的周福霖与同学一起参加我国领事馆的庆祝活动，向当时专程到加看望留学生的中联部官员索要留言，并留下了这一难忘情景。

周福霖（左一）和同学与中联部官员在一起

岁月如歌。三年的留学生涯，对周福霖的研究和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回想那段生活，已届70岁的周福霖院士对人生的感触、对祖国的感情，令记者深受感染。

考取公派留学开启人生新路

时光倒流。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一指示促成了教育部加大留学生的选派，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当时还在机械部设计院工作的周福霖成了这一政策的众多受益者之一。

1979年夏天，周福霖参加了机械部人员出国留学选拔考试。在几百人应考中，周福霖的数学力学考了第一名；英语一科虽然只考了58分，但还列居第二名。于是，周福霖顺利成了国家公派出国当访问学者的人选。

“文革”十年知识荒废的年头刚刚结束，参加出国选拔考试的难度可想而知。周福霖为何能考出如此好成绩呢？面对记者的疑惑，周福霖透露了小小的秘密：原来，在文革那些年，当好多人都专注于政治运动的时候，周福霖没有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在一边应付政治学习之余，一边偷偷看书学习，特别坚持学习外语。他笑说：“‘文革’期间成了我自己看书的好机会。当时，我虽然还没有想到要出国留学，但坚信学习知识是有用的。”回想这些，他的最大感触是“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随波逐流，要认清一个长远的目标。”

赴加学习两个“秘招”苦过英语关

入选公派留学名单后，经过一年的培训学习，1981年，周福霖选择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土木系学习。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是因为该校有当时世界先进的地震模拟振动台，且有在国际工程抗震研究界赫赫有名的S.cherry和S.F.stiemer教授担任导师。开展工程结构抗震和隔震减震研究，是周福霖参加唐山大地震灾区调查研究后立下的志愿。后来的道路表明，这次选择为周福霖实现当年立下的“建造在地震中不倒的房屋”这一宏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留学加拿大时在宿舍留影

到达加拿大后，周福霖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学习关。虽然自己在出国选拔时英语考试成绩还不错，但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后，在学校组织的对非英语国家留学人员首次英语考试中，他考了个不及格。这对周福霖震动很大。于是他开始强攻英语，“我那时每天坚持用英语写日记，记录学习也记录生活。”还有一个“秘招”是，他在上课时偷偷带着录音机进课堂，录下老师的授课片段，然后晚上一遍遍地听。有一次，因此还闹了小笑话---周福霖在课堂上悄悄按下录音时，竟错按了播放，顿时在课堂响起。正当他担心受罚之时，老师说：“我们课堂上有人录音，但没关系。”同学们笑声一片，周福霖终于放下心来。功夫不负有心人。4个月后，周福霖的英语进步得到了明证：在全班36名非英语国家学生英语考试中，他考了第二名。语言障碍的克服，使周福霖的学习和研究步入了正轨。尤为可贵的是，正是这段经历，使周福霖至今养成了常看外文资料并用英语记录的习惯。

采访当天，周福霖翻开后来整理成册的当年留学的英语日记。那一页页泛黄但笔迹清晰依旧的日记，刻录着当年留学学子刻苦攻关的印迹，也留下了周福霖当年留学生活的心声。

在专业学习方面，周福霖刚开始也遇到了难关。“文革前我从读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来不怕考试，考试成绩总是名列班级前茅。”周福霖笑称，到了加拿大后，自己开始“怕考试”了。有门专业课，因为任课老师口音听不懂，第一次考不及格。为此，他翻查了这门课程前五年的试卷并逐一做完，第二次，他考了96分，令老师和同学深感惊讶。“从这次考试，我深深地懂得，做学问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认真对待，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这一感触也成了周福霖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座右铭，伴随着他走到今天。

节俭生活只买便宜货

当时，公派留学只有国家的一点资助，留学学校没有奖学金。周福霖赴加学习后，第一年国家每月只补助400元加币。第二年之后，他因为跟导师一起做项目研究，导师才很特别地给了他一些补助。

面对有限的补助，周福霖的选择是经常买最便宜的货品。“当时国内物资贫乏，牛奶、鸡肉、面包、苹果等是国内最缺乏的，但在加拿大却是最便宜的，我们经常到超市买大减价的这些物品。”聊起当年的生活，周福霖打趣说：“这些东西虽然便宜，但营养丰富，经常吃精神很好，比起国内还是好很多。”据他介绍，当年中国留学生都很节俭。当时，他们经常骑车到离学校很远的集市买二手货，虽然口很渴，但路上有卖可口可乐的，虽然不到一元钱，但都不舍得买。

不过，那时的留学生生活也十分丰富。当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里有8个中国留学生，分属不同专业，大家每周聚会一次。还有，当地华侨常去看望留学生，而当地一些外国团体也经常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活动。“那时，新中国国门刚刚打开，外国人对中国学生很感兴趣，想看看中国人到底是怎样的？！”周福霖说，最多活动的是国家领事馆在过节时请留学生聚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2年春节，国家慰问团一行6人在中联部一名官员率领下来加拿大领事馆看望留学生，为大家做了演讲，并观看了电影《庐山恋》。“当时听了国家情况的介绍并看了电影后，我们留学生都很激动，大家都流泪了。”

选择回国是因为“儿不嫌母穷”

在加拿大完成访问学者任务并拿到硕士学位后，周福霖面临一次新的选择。鉴于他的研究能力及已取得的成果，导师希望他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在研究所工作。而旅居加拿大的亲友也极力挽留他。然而，想起在唐山考察时立下的心愿，想起经历浩劫后百业待兴的祖国，想起为支持自己作出很大牺牲的妻子及儿女，他毅然选择了回国。

导师和亲友对周福霖的抉择都表示疑虑：中国国内条件那么差，回国后工作和生活怎么办？还有，万一再来一次政治运动，麻烦可能更大？周福霖回答说：“如果真的再发生‘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那受冲击的是整个民族，个人无须考虑太多。”对于当时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差距，周福霖称：“我当时的心态是‘儿不嫌母穷’。再苦的生活我们都经历过了，生活条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祖国再穷，那也是我们的母亲。小时候，我看岳飞全传，看到‘忠心报国’时，感动得流泪。应该说，我们这代人的民族感是很强的。”

周福霖朗读当年日记中的诗句 陈锦荣摄影

这一切在周福霖当年的一篇日记中得到充分诠释。就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一天，周福霖翻看当年的日记本时，发现了当年用作业本活页随手写下的诗句---

美丽的城市

豪华的建筑

富裕的生活

但这不是自己的家园

我的家园在遥远的东方

我的家园有富饶的土地

有锦绣的山河

……

我的家园还很贫穷落后

时有蟹蝎横行

但古老的土地已经苏醒

人民需要我

民族需要我

母亲呼唤我

我要投向母亲的怀抱

采访中，周福霖指着潦草的笔迹，给记者朗读起这几段文字，读着读着，他的声音哽咽了，眼眶湿润了……

1984年，周福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和亲人当中。当时，他的想法是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学成回来后正逢其时。在加拿大时，有一个片段在周福霖心中触动很大，他经常看到许多日本人在加旅游休闲。“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人民也能这样出国旅游休闲呀？当时中央说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我们国家才能富起来。我想自己回来多为国家做点事，让下一代的人能过上好日子吧。”如今，20多年过去了，国民出国旅游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事，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国家真的是强大起来了。真没想到，我们这一代人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说到这几句，周福霖明显加重了语气。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久久地在记者耳旁回响。

（供稿：新闻中心记者 朱玉尊 编辑：肖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