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司法机关的工作，因此改革任务非常艰巨。
这是2014年11月8日，中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江必新，在广州大学“公法高端论坛”上对建设法治中国所面临的背景分析。江必新以“法治中国背景下的改革问题”为题，就如何推动中国法治建设提出了其独特的见解，并与师生就“立案、执行权归属、法官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等问题进行交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在这180多项改革举措中，任务分工已经很明确，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司法机关的工作，改革任务非常艰巨”，江必新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法治改革要取得最大成效，必须从“对症下药与辩证施治同时进行、高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有机结合、既要于法有据又要主动配合、构建‘制度群’与‘反向制度’预设”等四方面齐驱并进，共同努力。
江必新打趣说，法治改革就好比人治病，西医讲究“对症下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中医则注重“辨证施治”，找出病的根源并进行治疗。司法改革体系庞大，矛盾复杂，我们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并对问题进行系统诊断。分清主次矛盾，既要系统策划又要重点规治，因此，司法改革既要对症下药又要辨证施治，既要治标也要治本。
“过去，我们鼓励过基层创新，又强调过顶层设计，但效果都不理想”，江必新认为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序地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因此“改革还是要从基层做起，在基层发现问题，再由基层反馈给高层，高层进行理性分析后提出具体措施，而措施经过基层分析试点后再进行改革”。
江必新同时承认在过去改革的时候，过分强调于法有据而导致不敢创新，因为改革中难以避免的就是要破旧立新，但创新却往往因为旧规定和措施的抵制而难以实施。针对这个矛盾，江必新认为，必须按照四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要求，法治改革一方面要于法有据，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要主动配合、主动适应改革的相关要求，积极协调相关机制，让法律解释变得有弹性，从而让各地敢大胆地实施改革。
江必新进一步诠释其观点，认为法治改革必然涉及到许多制度建设的问题，而恰恰法律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因此改革要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须要有“制度群”意识，要注意“反向制度预设”。他说，在改革过程中，一个制度并不是搬过来就能用的，还需要有相关配套制度，要有“制度群”的支撑才能落地生根。“任何制度都不是百分之百有利的，新制度也可能产生弊端和问题”，因此改革时，一定要考虑新制度可能带来的弊端，并针对可能带来的弊端和新问题建立相关制度，防止改革“翻烧饼”，从而抑制改革可能出现的负能量和负效应，使改革的效能最大化。
学生：关于立案，立案范围的扩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法院的权利范围，如果法院处理好则有利于提高法院的权威，否则就会产生反效果，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江必新（以下简称江）：任何问题都是有两面性的。比如刑事诉讼案件，就我们而言当然是想多受理一些案子扩大救济面，给老百姓更多寻求救助的机会，我们也一直是这样努力的。但有时候，你不能解决他的权利救助问题时还立案受理的话，反而会把他的路给堵死了。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实质性的解决争议，有效的解决问题，立案登记制和立案审查制都有利弊，我们现在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善立案环境，保障审判公正，保证执行顺利。
学生：江教授，改革后执行是放在法院还是司法行政部门？把法院执行拿掉会导致其权威降低吗？
江：改革的目的是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最大限度地确保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执行权放在哪个部门都是其次的，而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导致执行难的原因。在世界上执行权的划分主要有四种：一是放在司法行政机关；二，法院裁判后由民间部门来执行，其最大好处就是降低国家的成本，执行结束后可按标准提成收费，避免消极执行的问题，但风险就是会产生滥执行问题；三是法院指导下的法院内部的执行；四是法院指导下的公务员性质的执行。
其实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利弊，关键还是要形成相应的法治体系，也就是我所说的制度群。关于制度也会有成本的考量，有些制度在其他地方成本低，在另一个地方就未必适用，执法权放在哪的问题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量。
学生：法官改革是法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提高法官素质和审判质量，但如今法官工作繁重，再进行改革必然导致审判数量的下降，您如何看待审判质量和数量的矛盾？
江：这也是我们当前法官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案子在不断地增加，案多人少的情况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法官质量，限制数量，进行精英化，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一是要合理确定法官的数量，不要一刀切。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越往上级，需要的协作人员就越多，因为它有很多琐碎的任务需要完成；越往下级，需要的法官数量就越多，因为它更多的是座谈性质的交流；同样，偏远地区的法官数量可以相应减少，大城市的数量可以相应增多。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需要的人员数量也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二是在减少法官数量的同时增加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数量，我认为接下来要分清任务，在工资上也可以拉开差距，从而提高法官质量，增加辅助人员数量。三是调整工作人员的职能，法官主要负责座谈问案，其他起草判决书等任务就交给助理完成，这就有利于法官精英化，提高工作效率。四是要给予法官更多的保障，从而使法官有更多动力。
学生：我想提一个建议，在提高法官质量的问题上，司法从业人员可按专业性划分，把法官专业化，从而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如何？
江：在可能的情况下分得越细当然有利于工作效率，能力也会越高，将来也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我个人有个想法，在专业化的同时也要注重大众化，不能强求法官必须分专业发展，尤其是在基层法院，处理的事件类型很多，法官就更需要能力多样了。在英国，有80%至90%是由治安法官来处理的，治安法官多数是没有法律背景，同样处理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同样很重要。
学生：四中全会中提到人民陪审员制度，即在日后立法、审判中都将设立陪审员，但陪审员合议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摆设，他们不清楚事实判别、证据审议、证据判别，如何解决专业问题由非专业人员解决的情况？
江：陪审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功能定位。有的国家试图用一种自然正义来压制法律正义，用老百姓朴素的观念改善法律观念；还有一种是前苏联的民主参与形式，可以标榜司法民主，做样子，不求实效；第三种则是一种监督行为，保证司法工作的公正；第四种是解决专业性问题，法官并不是样样都通，这就需要陪审员来处理专门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陪审制度定位主要是发挥监督作用，我们不提倡从专业性解决陪审制度，是因为我们的案件太多，不可能从民法、刑法等都设立专业的陪审员，所以审理主要还是靠法官解决，陪审员更多的是起监督的作用。
（统筹：杨春荣 采写：学生记者 袁 航 刘展萍 付倩怡 徐忆珺 摄影：凌佩君 关文友 助理编辑：陈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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