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当年，周福霖院士踏上唐山实地考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昨天，南方都市报“口述1976”大型专栏刊登了周院士口述亲历唐山震后灾区的实录。特此转发，以表达我们对唐山地震受难者的哀悼，也向周院士等专家为抗震技术研究所付出的努力致以敬意。

讲述人：周福霖

广东潮阳人，1939年出生，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工程结构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外著名的隔震减震控制专家，我国结构减震和振动控制领域的先驱之一。

周福霖：1976年，我在洛阳的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院工作，是一名结构设计人员。那一年，我37岁。

孤身前往震后唐山

7月29日，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唐山发生特大地震，要求机械部派出专家调查组参与灾后地震调查。设计院派我和另外一名老同志去。当时，我的女儿出生才3个月。

设计院的初衷是一名老专家带领一名年轻人搞调查。临行前，老同志患上高血压，组织批准他不用参加调查。我成为设计院里孤身奋战唐山的唯一人。

害怕？那是当然的。开赴唐山前，灾情的惨重就早有耳闻，余震，瘟疫，死亡，一切都是未知之数。“我还能够活着回来吗？”虽然心里惦念着妻子女儿，但灾情重大，组织要求非去不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踏上了去唐山的火车。没想到它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余震中差点丧命

当时通往唐山的铁路已经瘫痪，地震后的第三天，我们一行人乘着吉普车赶到唐山。进入唐山后，马路上，一根直指苍天的断柱分外刺眼，上面挂着“唐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牌子。在崩塌剩下两层的医院里，病床横七竖八地挂在断柱和预制板之间，隐约看到穿着病服的尸体夹杂在瓦砾中间。

我们住在解放军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每天的口粮是馒头，大蒜，咸菜，都是由军队每天运送才到达唐山。来前的恐惧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大家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

我的专业是土木建筑，在唐山灾区的工作就是调查楼房倒塌的机理和地震对建筑所造成的破坏。每天扛着从苏联进口的120相机，两人一组，一人爬废墟，一人搀扶。在断壁残垣中间攀上爬下，白天拍照做笔录，晚上点着蜡烛分析数据计算结果。

调查工作要求我们必须一栋房子挨一栋房子进行实地调查，余震和濒临倒塌的危房，都是一个个陷阱。

有一天我去到一栋倒塌的建筑调查，四层楼房崩塌到只剩两层，我沿着残存的楼梯爬到二楼，拿出相机正要拍照，突然脚下一晃，大地开始发疯似的摇动。“地震！”我赶紧死死抱着身旁的一根柱子，脑海里空白一片。

大概十几秒后，晃动逐渐在减弱，地震停止了。那次我幸免于难，但是在唐山调查期间，不少人就是给余震倒塌的瓦砾砸死的。

从此改变学术方向

从地震发生后3天到达唐山，我足足工作了三个月才回北京，拍下了过万张照片。

现在那些受灾者的脸还不时在脑海中出现。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身材佝偻的老大爷，带着四五岁大的孩子，趴在瓦砾上，一手一手、机械式地扒地上的碎砖和土，不时发出几声干嚎……原来他的老伴，儿子，媳妇都埋在地下。

刚到唐山的那天，存活的居民们一听说我们是专家组，就将我们团团围住质问：这么大的地震，你们为什么预测不到？地震来了，房屋都倒了，为什么？

离开了寂寞的老人，有个念头就开始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一定要建出一种新型的房子，再大的地震也不会坍塌的那种房子。

原本我的研究方向是房屋新结构，已经设计出新型的厂房结构，专家的评价也很高。但从唐山回来后，机械部建立抗震研究组，院里唯一去过唐山灾区的我，成为了组长，我的研究方向就直接转到建筑抗震领域。

（记录人：本报记者：王海军 许黎娜方夷敏 实习生 康殷 通讯员 朱玉尊）

（消息来源：南方都市报7月27日A41版 学生实习编辑：何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