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教育史，基于人类本身承续发展的需要，先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非常重视对于后代的培养，这一传统从远古开始就有种种不同的体现，有的偏重于生存能力，有的则偏重于品质德性。比如早期印第安人的儿童从四五岁起就练习射箭，日耳曼人强调培养儿童的勇敢、机警和干练的品质。中国的古代教育也同样如此，按照《说文解字》里的说法，“教”的意思是“上所施下所效”，“育”的意思是“养子使作善也”。这里的“上施下效”和“作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立德树人。到了有学校的时代，这种教育实践的追求就变得更加自觉。当然，随着社会发展阶段和教育制度的不同，在不同国家不同学校，人们对“立德”的具体含义和“树人”的具体要求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对于人的培养有德行方面的要求却是概莫能外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正是基于对人类教育规律的把握和对新时代教育任务的深刻洞察上提出来的。总书记对此也做过明确阐述：“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广州大学为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将在走向高水平一流大学的路上克难求进，在立德树人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方面，学校责无旁贷。那么，为此学校应该还可以做些什么？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第一，所有老师都要担负起立德树人的责任使命。
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传承文化和服务社会这几个功能对所有的大学教育者来说都是责任使命，如果一定要分轻重先后的话，我想把人才培养放在首要位置是毫无疑义的。树人先要“立德”，老师担负起立德树人的责任使命是题中应有之意。
目前，我们在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中实行分类聘任考核，但不管如何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任何一类中都不能缺席，所不同者，只是在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科研型等几类中彼此的测量基准分方面有些区别而已。在学校立德树人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导向，那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系列，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不同职级的老师在立德树人上的要求是一样的。过去我们隐隐约约有一种观点，就是年轻人需要评职称，所以要给他们多一些机会接触学生，但如果因为这样失去更多老师在大学这一站帮助引领学生的机会，则会是大学教育的一种遗憾。当然，老师们立德树人不只是当班主任这一种方式，只要是个有心人，教育引导学生应该是课堂内外时时可为，宿舍校园处处可为。
第二，我们要有更加科学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说：“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离不开大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但如果仅仅故步自封于此，则就可能进入了“唯”这种情况了。
从当下来看，通常我们对教师的科研立项、论文获奖及课堂教学工作量等方面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对于老师平时在教书育人实践中的其他的教育教学行为，包括以德育人、以文化人的付出，则并无可以考量的指标。广州大学尝试在学校教师分类聘任考核指标体系中增加了一类“广州大学教师立德树人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当前或许还不太完善，今后会随着新时代的变化和学校立德树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设立一些新的评价点，但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我们遵循教育规律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种实践。
第三，要使立德树人的努力在学生那里得到更加鲜明的印证。
教师立德树人是一个良心活，它不可能像记录学生成绩那样锱铢必较，也不太可能像科研业绩那样历历在目。我们不太可能知道我们参加学生的哪一场活动能够帮助学生在人生观上有所校准，或者我们与学生的哪一次社会实践和实习见习能够使学生在世界观上精进一层，或者我们的哪一次堂上讲座与户外闲聊能够使学生在价值观上更有核心。
在广州大学，老师立德树人的种种作为可能会在教师版的《我们的大学》中留下只言片语，但更多时候，我们立德树人的成效，可能要在学生真正离开学校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仍然要努力使我们的工作在当下能够得到力所能及的印证。这种印证就体现在我们正在实践的学校“十大育人”工程的各种场景之中，体现在我们一年一度的学年礼的展示表彰之中，体现在我们为实现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而进行的各种努力中。如果我们在更多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都能牢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更多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都能比较好地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那么我们的这种教育生活就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壮丽历程中拥有了应该拥有的位置。
（作者:校党委书记 屈哨兵）
